新华网记者 陈听雨
在我见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晓维之前，分别听到他的两位同事谈起他，都脱口而出了同一个词：“7-11”。
李晓维没有选择在高大上的实验室或冷冰冰的机房里接受专访，而是在他位于计算所的办公室。
走进他的办公室，扑面而来的是生活气息和个人风格。
书柜占了一整面墙，满满一柜书中夹杂着各式各样、印着不同会议标志的杯子；奖章、奖杯和奖状中点缀着孩子的照片和工艺品；书柜对面的墙上是李晓维自己的书法作品；会议桌上，十几枝笔整整齐齐地码放，笔尖朝着同一个方向。
办公室的每个角落都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它的主人在这里度过了大把时光。
“我的确是拿办公室当书房了，在这儿呆的时间很长。”李晓维一边耐心地配合摄像机调整坐姿和角度，一边介绍，“我每天七点半左右、八点之前肯定到办公室了，晚上十点钟走算早的，一般十一点。”
“7-11”，我明白了李晓维这个“外号”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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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晓维。新华网 周靖杰 摄
勤奋：做科研的基本要求
李晓维的工作和生活是揉在一起的，很难划出清晰的时间或空间界限。
“白天上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于行政和业务管理、学术交流和各类评审,主要就是为别人服务，工作日的夜晚和周末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认真思考问题，做创新性研究，有时和学生探讨问题到深夜。做科研不是朝九晚五的，我早就习惯了。”
每天“7-11”的工作模式，一周7天，几十年的科研道路。在李晓维看来，“这个劲头不是靠喝咖啡能喝出来的，更不是为挣一份工资来上班。做科研好辛苦的！一定是来自内心的动因才能驱动。”
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产业，过去30年，中国基本上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五六十年才走完的路，靠什么？李晓维的答案是，靠自主创新，靠一代代中国科研人员的勤奋。
“我做科研、培养学生都持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勤奋。”李晓维说，“假如以半天为1个单元来计算，如果只是朝九晚五地工作，一个星期就只能完成10个单元；但是，假如晚上也工作，一天工作3个单元，周末也工作，那么一周就可以完成21个单元。这样的话，用别人干五年的时间，我们就能干出十年的工作量。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我们多花点时间，多用点功，就能把实验做得更扎实一点，把一些问题考虑得更周全一些。”
去国外开会时，李晓维喜欢去当地的科研院所、高校和实验室看一看。走遍世界，李晓维感到，中国人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目前我国的半导体芯片在高端硬件设计和制造方面仍与国际顶尖水平存在好几代的差距，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他说。
心中承载着我国芯片行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发展的使命，李晓维30余年来在专业领域埋头钻研，砥砺前行。“虽然工作占据了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但我可不是一个科学怪人啊，娱乐放松也都要有。”
走路，是李晓维喜欢的解压方式。“我喜欢边走边思考，走路时我能从习惯性思维中跳出来。我还喜欢写毛笔字，有好多毛笔，书法能让人的心情沉静。”
“假如一个时间段工作思路遇到瓶颈，我会去看电影，新片大片我都看，但一年不会超过十场。”李晓维说。
质量：芯片可靠性的基石
“现代生活，基于对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而处理器芯片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引擎，是数据处理的核心。假如一个人每天接触的芯片少于20个，这个人就没有充分享受到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李晓维说。
小到一枚耳机，大到占地上万平米的数据中心；家中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行依赖的汽车、高铁、飞机……都离不开芯片。
芯片不是衣服鞋帽，但同样也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日常生活甚至国家的安全与经济发展。
“电子产品和普通的生活日用品不同，当一个处理器或一枚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李晓维举例称，比如，一枚用于卫星控制的芯片出现计算错误，卫星在太空中的姿态就会出现问题，可能会偏离运行轨道，而发现和解决这一问题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从2000年起，李晓维在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团队就开启了芯片全生命周期的可靠性构建研究，为芯片的可靠性“保驾护航”。李晓维团队的系列研究成果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多次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据他介绍，“我们研发的技术可以对芯片的质量进行检测，比如，在100枚芯片中，准确地筛选出优质的90个，或者质量有问题的10个，这就是检测技术的作用。”
但这还不够，假如把质量有问题的芯片全部筛掉，就会导致生产率下降。李晓维的团队进而研发了片上容错技术，将芯片内置了多种保障芯片可靠工作的功能单元。李晓维打比方说，“这种容错技术就好比‘急救包’，是片上容错的核心单元，将它们部署在芯片内部一些容易出现问题的位置，例如关键的运算单元、重要的数据链路等，对芯片的问题进行自修复。”
“这项技术获得了2011年中国质量协会颁发的质量技术一等奖，这是质量技术领域的进步，使我们不仅能筛查出不合格的芯片，还能通过内在的维修单元，将其重新变成合格产品。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芯片的检测和自修复。”李晓维介绍。
当前，上述技术尚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这也是李晓维正在大力推动的工作。
“目前，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内置芯片的电子产品时，都默认芯片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而芯片的检测，是需要投入较大成本的。现阶段，并非很多企业愿意为此有足够投入。”
去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批准成立的集成电路测试专业委员会，就是李晓维倡议并推动筹建的，其主要职责就是建立芯片检测的国家标准。“未来，国内集成电路行业的质量检测将有标准可依。”他预计。
科研：安贫乐道的精神要传承
李晓维认为，“芯片检测和修复技术是基础性的，支撑性的，公益性的，是为整个行业服务的。”
“可是当今世界的诱惑太多了，利用科研成果去创业，能成为亿万富翁。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否还有人愿意做基础性的研究，研发具有公共属性的技术和产品，甚至对全行业公开自己的技术发明，来保障行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而不是单纯以此去谋利呢？”
在李晓维看来，中科院计算所有着优良的产业基因，鼓励将科研成果转换成生产力。坚持做研究或是利用科研成果创业，这两种形态都应在中国的科研土壤中存在并茁壮成长，“做研究就要能坐得住冷板凳，经得住诱惑；而创业也要凭科研的真本事去做才可能成功。”他说。
但他认为，基础性前瞻性研究仍然是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基和源泉。“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做（基础研究），科学技术的长期发展就后继乏力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做，特别是在我们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30多年前在我的学生时代，我的老师们真的都是安贫乐道的，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一心一意只想把研究做好。现在，‘安贫乐道’这个词可能很少有人提起了，但并不妨碍还有我们这样的人，愿意孜孜以求地去做基础研究。做科研不是以追求个人财富为单一目标的，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初心是不变的。房子，有的住就可以了；钱，够花就行了。”谈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变迁，李晓维保持着淡泊的心态，并没有太多的波澜。
这种心态，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作为一名“60后”，李晓维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当一名科学家，为国家做贡献。“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初心未改。我没有留过洋，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新中国培养的科研人员。我们利用国家科研院所的工作环境、国家提供的资源和科研经费所取得的成果，是属于国家的，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于民造福。”
教学：“老司机”也不敢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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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晓维（中）和学生们在一起。新华网 周靖杰 摄
作为中科院的“优秀研究生导师”，培养学生，李晓维乐在其中。
“我从一开始就想要这样的生活，我在大学时就想好了，要读博士、当教授。”谈起当年的职业规划，李晓维仍显得踌躇满志。
李晓维回首童年，“在我上小学时，计算机专业在国内并不为人了解。有一天，一位亲戚给我父亲讲什么是二进制，我正好坐在旁边听。从此，计算机在我的心里埋下了根。那一年，我九岁。”
“我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从小我的家教就是好好读书、老老实实做事是天经地义的。这样的家庭教育一直传承下来，我的孩子、我兄弟姐妹的孩子们都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与攀登。”李晓维称。
谈及培养学生，李晓维认为，“人人都有可能成才，我的首要要求是勤奋，有上进心”；其次，做研究要抓住一点使劲地钻研，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方向可能会变，但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做工作都必须踏实，所有的理论都要经过实验来佐证和检验，必须做大量的实验。
“虽然在研究所工作，但我一定要教学。我是真的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培养学生，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发表论文、拿到学位毕业，那是对学生比较低的要求。我要真的把学生培养成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仅是一名科研人员，还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
“我是处女座、A型血，性格比较内敛，不张扬，不擅长表达。”但对于教学工作，李晓维显然确立了自己的硬标准，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师生一场是缘分，我们要互相珍惜。”
如今，李晓维已经培养出了30多名博士和几十名硕士。“我的第一批学生都已成为博士生导师了，也培养出了自己的学生，中国科研人员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在教学中不断传承与发扬。”
据李晓维介绍，虽在高校任教多年，但教学工作容不得丝毫马虎，往往讲三个小时的课，需要十几个小时的备课时间。
“若论讲课，我是‘老司机’了，有二十多年的教龄，但在这件事上从不敢松懈，要尽量把每节课都做成精品，对吧？一定要讲到让不同知识层面的学生都能接受，让学生能够掌握知识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李晓维介绍，目前他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了两门课程，集成电路测试与可测性设计，以及容错计算。“这两门课开设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一直在培养年轻老师，让他们把这两门课传承下去，而我要再开设一门新的课程。”憧憬未来的教学工作，李晓维不知疲倦，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