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否有这样的现象？为何存在这样的现象？第二，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第三，这个问题是否重要？是否值得我们进行研究？”杨振宁说，“对于创建（培养）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件事，是值得讨论的。”
其实，这几个问题与“钱学森之问”密切相关，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没人会否认在当今世界，中国是一个科技大国，有着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和工程师队伍；每年在世界上发表最多的科技论文，申请最多的专利。然而，来自中国的一流科学家却寥寥无几。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对科技的投入，科技队伍不可谓不庞大。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一流科技人才的蓬勃涌现呢？培养一流科学家，我们到底还缺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教育体系、科研体制、创新能力、文化氛围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出了问题。在中小学阶段，中国目前强大的应试教育体系以取得最终成绩为目标，并非为培养孩子的个性而设置。看似只是为升学而不得不为之的临时措施，实际上是在人生最美好的成长阶段，极大约束了孩子们自由的天性，使其探索精神没有得到健康生长。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流的科技人才在根子上就已经被“扼杀”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天”不足。
我们的大学教育也不容乐观。急功近利的思想在大学教育中会以某种“专业主义”的形态出现。在这些教学体系中，排斥“通识教育”，缺乏塑造健康人格、拓宽学术视野、培养探究能力的意识，一味强调培养“有用”的专业人才，其实“有用”的范围很窄。纵观世界一流科技人才的成长历程，他们都有着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深远的目光、宽阔的视野，更有着对于科学研究工作发自内心的强烈热爱。
其次，我们的人才体制妨碍了人才发展。从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杰青”到各地各校出台的各种人才计划、拔尖计划，看似都在培养人才、抢夺人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人才发展的规律。目前，我国各种人才计划有着极大的关联度和年龄上的衔接度。看似每个台阶都有人才计划的支持，其实恰恰阻断了真正创新人才的出现，因为它暗示着研究人员在每一步人才计划里都不能缺，踏空一步就可能前功尽弃。于是，研究人员的每一步努力都在迎合一个个量化指标，而不是出于对科学的内在探究。这样不可能产生一流的科技人才。
这和国外人才培养的道路正好相反。国外大学6年的终身教职制度，对合格的科技人才有着充分、严格的考查。而一旦获得终身教职，没有任何外在的指标，科学家便有了巨大的空间进行自由探索。而一流的人才是在自由的空间成长而来的。
如果有了良好的生活保障，有了同行的积极认可，有了探索的自由空间，在良好教育体制下培养起来的探索精神就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各种奖项不需要自己申请，各种人才计划都是同行的严肃推荐，这样就可以摒弃各种诱惑，摒弃枝节问题的纠缠，集中精力抓住根本问题并投入时间和精力，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便值得期待。
然而，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能达到这种心态的人少之又少；即便达到了，往往也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创造年华。更多的情况是，在现有体制下、在各种计划的诱惑下，很多人急功近利，抓住些小问题，急于出成果、出文章。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却鲜有突破，探究根本问题的空间也无从说起。
培养一流的科学家，还需要一流的科学研究共同体。科学的发展需要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一流的人才需要有一流的同伴。必须有这样一种纯粹的环境，能让大家放下功利、心无旁骛、志同道合，以相互交流研究自然奥秘的心得为最高乐趣。纵观世界科技的发展，一流的科学家都是在这样的共同体环境中成批出现的。中国要培养一流的科技人才，也必须在营造这样一种科学探究的文化氛围、在建设真正的科学共同体上下大功夫。（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