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全球经验和中国思考

世界各国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托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统，采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从管理主体视角来看，当前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模式：

一是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宏观调控为辅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以自由竞争为主，注重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一般不直接参与产业的发展，而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签订科研合同和采购合同等方式对高技术产业进行宏观调控和间接扶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顿的“硅路”（128号公路产业带）。但自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开始强调政府对关键产业的直接干预，采取官（联邦政府、州政府）、产（企业）、学（科研机构和大学）联合研究开发生产机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典型代表为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

二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自主创新为辅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又可以分为科学城和技术园区两种类型。科学城型模式具有行政区域的特点，通常由政府进行规划建设，把大批研究机构和科学专家集中在高质量的城市空间，实现科研开发协同发展。典型代表为日本的筑波和韩国的大德等；技术园区型模式类似于新型的产业行政区划，更具政府行为色彩。其目标是在某一划定的地区集中兴建一批高新技术公司，以提升该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典型例子有台湾的新竹、法国的索菲亚•安蒂波里斯和英国的剑桥。

虽然上述两种发展模式的管理主体和运作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有许多共性值得关注：

第一，政府的支持和干预不可或缺，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促进行业发展。美国几乎每一任总统都有其独特的政策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肯尼迪的宇宙开发计划、尼克松的十年攻克癌症战略计划、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等；美国对符合其产业政策的企业产品实行保护性购买政策，如国防部购买航空产品、电子产品促进了硅谷和硅路的崛起；美国政府还通过直接资助、信息和网络外部支持的方式培育各类孵化器，促进企业成长。日本在“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指导下，制定完整的法律体系、积极倡导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特定目标产业，并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推动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二，通过各种财税优惠政策，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联邦政府实行风险投资税收减免政策，如对风险投资所得的60%免税，剩余40%减半征收所得税，企业为建立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提供的资金免交所得税等。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都实行设备“加快折旧、特别折旧”制度，以减轻企业税负、强化资本积累、鼓励企业投资、促进设备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化解产能过剩，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鼓励各种资源投入研发工作，积极扶持引导研发方向。从研发投入看，研发占GDP的比例呈逐步上升趋势，近几年日本研发投入都在3%以上，美国、欧盟均超过了2%。从经费来源看，美国、日本的企业投入比例越来越大，欧盟的企业与政府基本持平，政府往往通过财政拨款、投资补贴、风险投资等方式，直接介入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工作之中。从经费支出来看，美国侧重基础研究、创新研究和合成研究，日本侧重应用研究、生产研究和作业研究，欧盟则是研究与应用并重。

第四，高度重视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在人才培养上，美国加强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注重创造力的培养，重视与市场的紧密配合；日本大力培养科技实用人才和尖端人才；欧盟积极倡导产学研合作，实施青年人才计划。在人才吸引方面，美国不断修订《移民法》，“绿卡”是其吸引人才的重要措施；日本用高薪在全球范围内广招贤才，实施积分制移民制度等；欧盟则实施“蓝卡”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在人才使用方面，美国强调民主竞争，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热情；日本强调以人为本，一般实行终身就业制；欧盟则强调人才流动机制，以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

我国高新技术是从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开始起步的，从核能、火箭、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和精密机械六大高新技术突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攻关”、“863”、“火炬”等系列计划的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已初具规模。但是，我国高新技术起步晚、发展迟、底子薄，研究开发很多还处在引进模仿阶段，技术集约化程度不强、自动化程度不高。工信部部长苗圩也明确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属于产业链的中低端领域，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还需要30年的不懈努力。这次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事件，造成中国“芯”痛的同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到底该如何发展？

首先，需要清醒认识国际产业形势，并在战略上做好谋划布局。发达国家一方面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流出，通过加大贸易技术壁垒、向外转移低端产业和挖掘他国人才等手段，不断拉大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另一方面又强化自身的技术实力，依靠其速度优势、人才竞争优势和信息技术优势等，逐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与地位，以实现其主宰世界的目的。因此，要结合中国国情，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出发，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实行跟踪和跨越相结合的战略。要通过技术评价，在精选、引进若干技术的同时，加强消化吸收，力争有所突破，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有特色的产业，推动行业性、领域性的技术升级，提高我国的综合技术实力。要加强技术发展预测，针对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精心策划、组织创新，力争形成我国适应未来国际竞争形势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体系。

其次，产业发展需要“官产社金学研”六方的跨界协同、达成共治。政府一方面要做好硬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做好产业政策及财税优惠政策等软环境的建设，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企业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做好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生产制造等工作；社会组织能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弥补政府不足与市场失灵；风险投资机构为产业发展提供投融资等多元金融服务；学校和科研机构承担人才的教育培养培训工作，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

最后，在具体实施措施上，一是要厘清产业支持政策和财税优惠政策，拓宽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渠道，促进政策资金、银行资本、风投及创投资本的有机整合，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二是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智库、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等官方或民间社会组织，为我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战略发展把脉，为产业发展提供所需的各种公共服务；三是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实现对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全球整合。加快人才培养，创造重视人才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使得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基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全球经验和中国思考，启迪控股的“立体三螺旋”理论和“集群式创新”发展模式，或许给出了一个兼采国际模式之长、又独具中国特色的答案。启迪控股通过20多年的探索，提炼出了“创新主体：政府+企业+大学，创新载体：园区+实业+金融，创新本体：技术+产业+资本”三个三螺旋多重交织的立体三螺旋模型。在此基础上，启迪旗下的创新基地集群、科技产业集群以及汇聚的各路精英团队集群相融合，又形成新的三螺旋——“集群式创新”发展模式，即启迪所属各基地群，依托所在地的区域优势，通过资源的聚集，形成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投资者等共同参与的创新网络。同时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打破地理界线，实现集群与集群之间的互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融合，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创新资源和信息共享，最终促进产业的创新发展。启迪模式未尝不是一条适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