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科技部部长万钢炮轰科研经费腐败严重，再次引起了社会对财政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关注。
记者选择了几位普通的科研人员，向他们了解关于科研经费申请和花费的最普通经历。从来自各个不同单位和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叙述可知，按照正式的国家规定，他们个人和周围同事的科研经费使用普遍存在许多不合规之处，充满着灰色。
我们无法肯定这几位采访对象所讲的情况就代表了科研经费的普遍情况，但问题之严重已不容忽视。当少数人违规时，应该处罚的是个体，而如果许多人都这样靠灰色方式来运行，灰色收入成为许多人的常规收入的一部分时，也许，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科研人员都无法正常利用现有科研经费做出有益社会发展的科研学术成果，而只能长期生活在这种灰色地带之中?
“有的骗钱，有的累死”
张宇(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他的印象中，即使在同一个所内，因为研究领域、资金来源和具体项目等不同，资金使用的浪费和效用也存在巨大差异。
他所在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主要分四大块：基础学科考核的主要是论文，成果质量完全靠研究者个人把握，有好有坏;生物学，尤其是微观生物学，被他认为“最容易骗人”。他的一个朋友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并写了相关论文，曾对他说，“就是骗国家点钱花吧”。美国人写的同类论文，发表后国内当天即能看到，相比之下，国内同行写的许多东西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而在资源环境领域，普通的情况是，“100块钱中有80块是被浪费或被挪用的”;高技术学科领域内则浪费最少，“投100块，真正用上的能占一半以上”，这有两大原因：一是这个领域为了研究要购置的东西较多，必然需要花费一部分钱;二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要有实际用途，也使得工作必须要用心。
而就各种不同渠道的资金而言，他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相对比较公正，一是对于申请人的条件限制小，从事相关科研的人员都可以申请，且主要由业内专家评审，相对较为公正。而来自科技部的资金，则因为一些体制性的原因，实际中的使用并不太尽人意。
比如，科技部的主要导向是要出政绩，设了许多要得比较急的课题，且相关的官员有很大权限：在初审时官员就能按照自己的偏好确定项目，虽然此后也要进行专家评审，但评审后还要经过预算阶段，这一关还是由相关官员决定。这意味着，即使专家评审通过了，相关官员也能以“预算有限”不给钱。张宇本人就遇到过好几次类似情况。
另外，从进入门槛而言，虽然科技部的项目按照规定也是相关科研人员都有资格申请，但在实际中，由于它是将名额下放到各个单位，每个单位名额有限，所以单位里能拿到课题的基本只有学霸和领导，“如有两个课题，往往是一个院士得一个，所长或副所长得一个”。
具体到经费的使用情况，张宇表示，目前普遍存在的科研经费挪用，不能光说科研人员不好，因为现在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还有助手、学生和聘用人员的工资和劳务费用需要发放，这一部分应属合理挪用。另外，由于按照目前的经费管理，只能报销某些科目，一些的确需要花费的钱没有列入科目之中，只能列入一些管理较松的项目中报销掉。一些不合理的费用主要出现在采购和会议方面。购买器材的价格水分可能比较大。会议也可能有很大问题。据他所知，从会议费用中抽取至少20%的回扣，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
令他感慨的是，在这种体制之下，有的科研人员可以轻松应付并拿到大笔经费，“基本是骗钱”;另一些科研人员则须面临经费管理和研究成果的双重巨大压力：他认识的同行中，有搞高技术研究累死的;9月份，一位大家平时觉得“很老实”的国家级课题项目主持人跳楼身亡，传言即是因为面对审计，说不清自己项目经费的花费。
主要不是贪掉，而是浪费掉了
李宏(化名)是某部委下属研究院的中层管理人员，5年来连续主持一个总额为200万元经费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他的切身感受是，各个研究单位的经费管理具体差别很大，但就他自己所在的单位而言，这些经费主要不是被挪用或贪污掉了，而是“被浪费掉了”。
他表示，像自己所在的这样较老的部委下属单位，财务制度较严，很多财务人员自己也是做科研出身，比较大额的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套钱”，套不了多少，所以经费主要不是贪污了，而是浪费在各种不必要的活动上了。
由于按照规定，项目经费只能用在餐饮、车票、住宿和成果出版等几项主要花费上，为了“正当”地得到这些票据，就必须常去郊区的度假村，或者时而去丽江和三亚等地“开会”。吃一顿饭一两千块。有时出去也会带着家人一起去。
李宏表示，同时，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好几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了。他认为，作为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科研究经费，没有给课题人的劳务费用，而是规定都必须花在这种“吃住行”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这一点上，一些企业课题就显得较为合理，因为这种课题会专门留有20%左右的劳务费用，所以一些研究人员宁愿做企业课题。而做国家课题，主要是为了树品牌，名声好，或者评职称，以及在单位内部的考核。这些国家课题做出来的成果最后审核也不严，很多东西并没有实际用处。
财务人员也拿回扣
王梅(化名)是中央某直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她强调，院下属各单位的经费情况区别很大，其中除了各单位领导的因素外，各个单位会计和出纳等财务人员的个人因素也起着很大作用，具体到不同的发票可能在这个所能报，到另一个所可能就不能报。
同为社科领域的事业单位，与上述李宏一样，她本人所在的单位主要能报销的项目也是餐饮、住宿、交通和书报资料费等。她觉得有些规定没有什么道理，随意性很大。
研究课题，规定第一年要花掉一部分，过时不花掉，就要没收，只能大家去找票。一个熟悉的研究人员有几千块钱年底必须花掉，不然就收回去了，于是分了3000块钱的额度让她去买书来报销。
她印象深刻的是，研究经费报销跟财务人员个人的巨大关系。她单位里的财务人员对研究人员算是不错的，会经常提醒她各种要注意的财务问题，“有些东西如果财务人员不告诉你，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会搞得很累，许多事还办不了”。
有一次，她去报一笔发票，报之前财务人员明确提出，报完了要给拿1000块钱。她跟同事说起来，别人还觉得她这么不懂事，“你怎么还要别人开口?”
给财务人员一部分钱，俨然已经成为某些研究单位的潜规则。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钱的流动，早报一点，晚报一点，或者提醒你什么东西有更大的空间，其中获益或受损都很明显。
至于有些人说的报销审计越来越严，她认为，道高一尺，魔高一尺，如果手上有课题费，总是能占点便宜的，平时的日常开销一般不用自己花钱，报掉都没问题。
找发票成了核心能力
李雷(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所在的研究所账务是由专人统一报，所以经费使用这一块，关系到自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找发票”。
与上面两位社科研究人员类似，李雷能报销的发票类型也主要是书报资料、出差住宿、会议、餐饮票和出租车票几大类。“哪个课题也得花点钱，但其他的，只要能找到真发票，都报得掉。”
他的经验是，像国家图书馆这样大的正规单位一般发票是买不到的，一些复印店、小书店等不太正规的地方则是能买到的。餐饮和出租车票能报的越来越少，现在明显向书报和会议等方向倾斜，一般这方面的发票报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令他感慨的一点是，如今的发票越来越正规，很多营业单位跟税务机构联网，虚增发票很难开，发票成了紧缺物资，一两年前给对方3个点、5个点的回扣能很容易地找到发票，现在要7个点8个点才能找得到;另一方面，财务审计越来越严，“两头一挤压，找票能力成了核心能力”。
不同来源的经费管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的钱审得松一些，“国家拨给你的，买电脑都可以”。但自己本单位的钱审得就比较严。他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事为了报所里一个1000块钱的课题费，找了一叠出租车票，结果财务就没通过，后来还是托朋友找了当地的住宿票。
不同的课题也不一样。最近，他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首期下来10万元，每人分1万元，让每个人自己找发票报，结果是几个组员都只找到四五千块，还是课题负责人找了几万块才算凑满。“为了一点钱，四处找票，很不值得。”作为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为要经常四处找发票来领取自己的科研经费感到无奈。
他至少可以庆幸的一点是，自己买书可以随便买喜欢的，而他妻子是另一个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开买书发票时，得提供书名，由于研究领域较窄，很难在其中加上非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书籍。
因为夫妻俩都需要发票来报课题经费，曾让一个开出租车的亲戚找过一些出租车票。那亲戚找了四五个出租车同行，一个车给了几千块钱的票，结果，他妻子也只敢一个车用了两张票。“心虚，给财务的时候，别人发现全是同一辆车的票，问起来没法解释。”以后也不太愿意问人要票，“这也是人情，人家不一定觉得你赚了多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近发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财政科技拨款体制的若干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报告，其结论认为，中国的科技预算制度存在科技预算的编制不科学、科研投入多投、预算的管理缺乏约束、科研人力资本补偿较低等问题，建议调整科技拨款结构、改革科技预算制度、充分补偿科研间接成本等。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课题组成员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表示，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财政科技拨款体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保障性经费少，而竞争性经费相比之下过高，2005年达到80%，在2009年虽然降到60%，但仍然过高。这使得研究人员在项目申请和考核中疲于奔命;二是财政拨款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很低，仅占5%左右，大量资金被用于应用化、产业化方面，而这些方面，本应该由企业或其他社会资金来承担;三是经费分散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等10多个部委，导致重复投入和低效率。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科研经费成了一条利益链，而科研人员则成了现行体制下的科研食客。纳税人已经不只是在为科研埋单，而是为一条利益链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