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支出突破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97%。纵观近几年，这一数据一直以年均高于23%的速度增长。
随着科研经费总量的与日俱增，中国科技界走出了“粮草”短缺的时代。 钱袋鼓了，投入多了，“分蛋糕”成为摆在决策者与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不患贫而患不均”。近年来，“富教授”与“穷教授”的争论，数次引发关于科研经费分配的讨论与反思。与此同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也在上演。不容否认的是，科研经费分配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已开始阻碍中国科技界的创新步伐。
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最重要基石，但投入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研发经费的比例一直徘徊在5%左右，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没有优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支出在发达国家一般都超过10%，有的甚至高于20%。科研经费使用中“见物不见人”，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经费中，大头是用来养人的。而我国科研经费90%左右被用来购买仪器设备和支付材料费、会议费、出差费，而真正用在人身上的，只有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
中国科协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齐让曾表示，过多的经费分配口袋，使从项目的申报、评审到验收花费大量的精力，以基础研究为例，就有科技部、中科院、自然基金委、教育部、地方等多个“口袋”。科研经费口袋过多，导致重复立项、设备重复购置现象频发。
有学者直言，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获得大量的项目经费，认为“与有权势的官员以及他们钟爱的少数强势科学家拉关系，比做好研究更重要”。这种靠“跑关系”、“主抓人脉”争取项目的现象，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质与科研立项的初衷，致使科研经费申请与审批过程呈现“优不胜，劣不汰”的坏局面。
虽然说，没有钱搞不了科研，但如果掉进钱眼里也搞不好科研。曾经，段振豪事件打开的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漏洞至今难以闭合;曾经，浙大教授被控侵吞千万元科研经费的消息，让一位在美华人科学家感慨国内的科学家“真是好当”。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曾表示，完善科研经费的投入分配机制，与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总量同等重要。因此，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真正让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必须完善我国科研经费分配体系，避免万亿元科研经费沦为“硕鼠的围城”。
完善科研经费分配，需要增加基础研究投入，逐步弥补历史欠账。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性投入，将国家发展引入到拥有核心科学技术、拥有核心原创能力层面上来;制定每年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比例的目标，逐步实现到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比例达到10%;继续支持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试点工程、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研究项目，结合基础研究的长期性、积累性和结果的难以预见性等特点，优化投入结构。
完善科研经费分配，需要建立“以人为本”模式，扭转“重物轻人”误区。引领科学潮流的大师固然需要科研经费来锦上添花，但初入科学殿堂的科学新兵更需要“及时雨”的滋润。应将人才建设置于科研活动的重要位置，使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互结合，增加项目资助中对人才培养部分的支出，同时尊重科技工作者在经费使用中的自主权。
完善科研经费分配，需要完善竞争体制机制，让项目申请回归科研本位。科技管理体系要从国家需求、科学规律出发，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避免少数人对科技立项有实质性决定权，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彻底移除“大项目不审，中项目小审，小项目大审”的恶象。科学的“颜色”是诚信。美国很多大学开设科研职业道德课程，芬兰、挪威等国也特别注重科研项目批准时对团队诚信程度的考量。一个团队或者个人一经发现以科研经费自肥，便在同行中身败名裂，吃不上“科学饭”。这值得我们借鉴。
数以万亿元计的科研经费，汇集了国家和民族的创新梦想，而经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外加科学人伦的自我约束，科研经费就很难沦为“唐僧肉”。只有让这些宝贵的经费经过科学的决策、透明的分配、合理的使用和严格的监管，使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创新驱动战略才能扎实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梦想才会美丽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