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中国高教界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中国政府先后启动了“211工程”和“985工程”，斥巨资支持一批高校向一流大学的目标冲击，其中大部分高校都属于研究型大学。如今，在“211工程”实施16年，“985工程”实施13年之后，两个工程都停止接纳新进。这是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全国政协第十四次会议时公开表示的，“985”和“211”工程的大门已经关上，不会再有新的学校进入两项工程。
停招，意味着两项工程的容量目前已经饱和。经过十几年的经营，两项工程究竟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改变?
“211”开端
对于“211工程”实施之前高校的窘迫，大连理工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贺高红教授记忆犹新。1997年，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的贺高红前往香港科技大学做博士后，实验室的先进设备使她看到了内地学校的差距，这曾让她有些茫然和绝望。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杨玉良忆及“211工程”开始之际，曾总结了如下几条突出问题：仪器设备非常陈旧，教学和科研用房十分紧张，教育技术和文献资源建设滞后，不能够适应人才培养和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的要求。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才队伍的断层比较严重，博士生仅仅占总人数的2.6%，高校科研能力比较弱，高水平的成果也不多。在杨玉良看来，这些问题也直接导致中国高校的国际合作、交流层次较低，缺乏影响力。
鉴于国内高校的落后状况，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原国家教委即提出“211工程”的设想，1994年，这一设想被写入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199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式启动。
“211工程”的总体目标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以及一批重点学科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成为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基地。其中，一部分重点高等学校和一部分重点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同类学校和学科的先进水平，大部分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取得较大成绩，适应地区和行业发展需要，总体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起到骨干和示范作用。
1995年，全国共有高校1054所，本科院校616所。“九五”期间，“211工程” 在99所高校中实施建设，主要安排了602个重点学科和两个全国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工程所需建设资金，主要由学校所属的部门和地方政府筹措安排，中央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给予支持，对工程建设起推动、指导和调控作用。
“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和要求，对于一个10年的计划，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杨玉良曾表示。
为了能够进入“211工程”，各个高校都开始摩拳擦掌，“当时为了学校申请‘211工程’，全校师生一起粉刷墙壁。”一位河北大学的校友回忆当时学校申报时的盛况。而就在高校都努力争取进入“211工程”之际，一个支持力度更大的计划出台了。
“985”拔尖
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高校和研究型大学”的“985工程”，发端于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召开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被称为“科教兴国动员令”的著名讲话。他指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同年12月24日，教育部发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计划》明确提出， “要相对集中国家有限财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该项计划，“985工程”正式实施。
在“985工程”初期，受到国家支持的院校仅北大、清华，各获18亿元人民币拨款，其他院校则由教育部和地方共建。1999年7月至11月，教育部和相关省市、部门和高等学校先后签署了关于重点共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协议，列入“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达到9所。
2001年11月20日，财政部、教育部又下发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明确“行动计划”(“985工程”建设包括在其中)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地方财政专项资金、部门配套资金以及其他自筹资金。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向包括“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等特殊专项的支出”。
随后教育部与有关省市和部门又陆续对25所高校实行共建，“985工程”学校增加到34所。2004年6月3日，“985工程”二期正式启动，二期中新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几所高校。
大连理工大学贺高红教授认为，“211工程”与“985工程”既有区别，又是相互联系和补充的。二者的建设着眼点和建设内容截然不同。“211工程”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建设学科的高峰，使部分学科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地位，形成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转换和国家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相适应的，并具有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的学科体系;“985工程”以造就一流的学术团队和科技创新平台为重点，打造学科的高地。同时，二者又是相互促进的，高水平的重点学科，可以带动一批相关学科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学科群和促进科技创新平台的构建;学科高地的建设，有利于优势学科水平的提高。二者的实施都对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985工程”三期正在进行之中，而对于“985工程”建设高校确切数目有不同版本的说法。在教育部官方网站上，也仅仅公布了“211工程”的相关数据，对已经实施13年的“985”工程则语焉不详。负责“211”“985”工程实施和协调工作的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目前有关“985”的相关信息正在进行处理，故目前尚未公布。而对于《科学新闻》有关 “211”和“985”相关问题的采访函，截止发稿，教育部并未进行回应。
提升明显
2006年暑假，贺高红到美国参观了多家著名大学的实验室，她欣喜地发现，别人实验室有的，自己实验室基本也有，自己实验室的一些设备虽然算不上最好的，但是可以和国外一些稍好的实验室相提并论。“当时我就觉得我在国内同样也可以做得很好。”贺高红说。
作为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大连理工大学获得了中央财政的支持和大连市的拨款，硬件提升显著。而对于西部高校来说，人才引进问题是最头疼的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地处杨凌经济示范区，东距西安82公里，西距宝鸡86公里。这所于2004年、2005年先后获批进入“985”和“211”的农业高校，在地理位置上较为尴尬。
“我们是教育部直属院校中唯一一所远离大城市地处农村的‘985工程’高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宋广林介绍，人才短缺是该校改革与发展的最大瓶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队伍整体素质较低，结构严重失衡。当时，全校教职工4800多人，其中教师仅1200余人，而工人则达1700多人，教师中研究生比例不足20%。二是人才流失严重，人才引进困难。学校地处西部农村，远离中心城市，条件较为艰苦，优秀人才不断流失，人才引进难度较大，甚至引进优秀本科生都很难，2000～2004年累计新进博士不足10 人。”
而在得到两项工程支持之后，这一状态大有改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除承担了一系列重大项目，进行高端人才引进外，仅引进博士学位人员已经达382人，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人员比例提高了13个百分点。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人才引进的门槛上也抬高了，在校任职人员未获博士学位也不能提正高职称。
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样，宁夏大学、石河子大学在进入“211工程”之后，在人才引进、招生数量和学校建设以及科研项目的承担上都取得了突破。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211’‘985’等高校大多集中在东部，占据着学术高地，拥有非常丰富的教育资源。而西部地区名校很少，边疆地区几乎没有。兵团与东中部地区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存在明显差距。西部边疆高等教育的滞后，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影响着和谐社会建设。石河子大学能够进入“211工程”体现了教育公平，实现国家公共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石河子大学校长向本春告诉《科学新闻》。
据教育部公开信息，截至2008年3月，十年间西部“211工程”学校，总共引进人才 5544人，新增两院院士49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由1995年的1194人增加到了2005年的6112人，有361名青年学者入选教育部的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有94位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的资助。对于地理条件处于劣势的西部高校而言，这样的数据不能说不诱人。
“由于两个工程的实施，相关高校师资队伍的质量显著提高，一本教材用几十年的情况已经逐渐消失，另外，近些年这些高校的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去国外长期访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人才培养的质量是提高而不是下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莹说，更为重要的是，“211”“985”的实施唤醒了中国高校参与国际竞争、冲击世界一流的意识。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2009年9月28日举行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年来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总结“985工程”说：第一，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产生出了一大批具有国家标志的科研成果;比如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自然科学一等奖，很大比例的获奖者都是“985”高校的教授学者。这些大学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著，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的科研任务。比如国家重点实验室的50%、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委托单位50%，都是“985”高校。第三，汇聚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中青年学者，也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
“门外”高校
于军是新疆塔里木大学科技处处长，近两年内地和新疆的对口支援让他们对学校的发展很有信心。而几年之前，对自己所在的地处南疆、毗邻沙漠的塔里木大学，于军很不自信，他曾多次和校长赴京申请能够进入省部共建，希望能够进入“211工程”。
省部共建，是地方高校进入“211工程”“985工程”的第一步。教育部原部长周济曾表示，中央的财政投入是有限的，所以“985工程”也好，“211工程”也好，都是采取和地方、各个部委共同建设的方针，就是中央出一部分经费，各个地方出一部分经费，共同建设一些比较好的大学。
“由于我们兵团只有两所高校，另一所高校石河子大学已经是省部共建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于军说。
近年来，随着“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的发展，一些学校取得了成绩。而两大工程已经成为一个衡量标准。一个听起来名字不是那么响亮的学校，只要是被冠以“985”“211”重点建设高校，都给人以炫目的感觉。而在高考招生、毕业生就业、科研项目申请中，这两个工程更是两块金字招牌。
“‘985’和‘211’的符号价值大于实质价值。”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王洪才这样总结两项工程带来的效益。
在王洪才看来，将“985”“211”的大门关上也是自然的，“因为它们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如果各个都是‘985’和‘211’的话，就都不是了。”王洪才认为，“985”“211”的建设思路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985”和 “211”的符号价值大于实质价值，实际上造成了许多不正当的竞争，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大学健康发展。“教育部之所以停掉，其实就是一个反思，因为这不是大学发展的真正目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目前两项工程已经不再有新学校进入。但是一些学校还可以通过单个项目的形式获得相应的支持。例如“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由教育部和财政部自2006年开始试点，2008年起与“985工程”同期实行，项目建设单位从属于“211”但非“985”的高校中选择，其中包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数十所高校。
此外，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向媒体表示，今后教育部还将扶持有特色的高校，比如那些在改革中归属地方的行业院校，其单个学科有的仍然处于国际前沿地位。仅去年教育部对非“211工程”学校投入达5亿元。
“现在‘211工程’已经关闭大门。我们将抓住对口支援和国家支持西部的契机寻求发展。”虽然没能赶上“211工程”的末班车，但在于军看来，塔里木大学目前是条件有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发展，并且作为西部高校，今后的机会还很多。
钱和权力
“目前只是不再进入新学校，‘985工程’和‘211工程’仍在继续”。中国农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周旭峰告诉《科学新闻》，目前“985”三期正在进行之中。这意味着已经进入工程的高校仍将继续自己的目标，并将继续获得大量的支持。
“1998年的时候，每个学校科研经费校均1个亿，非常低，到了2007年达到7个亿，有的学校已经达到12个亿，而校均科研经费达到12个亿的水平相当于美国AAU(美国大学联合会)所属高校的校均水平，相当于澳大利亚八校联盟的校均水平，所以这个支持力度是相当大的。”郝平这样介绍“985”工程对于高校的支持力度。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看来，“985”“211”工程本身就是一个“教育项目”，学校争取获得这个大项目的立项支持。而在具体的办学中，获得国家重点学科、建立博士点、发展学科基地、建设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都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国家专项的支持;教授们申请到各类政府基金、科研项目越多，意味着学校能进账更多办学经费。这些既可以做大学校经费蛋糕，也可解决教师待遇问题，自然没有学校能无动于衷。
“近年来，不断揭露的申报项目、申报成果中的造假丑闻、公关丑闻，以及申报成功之后的经费黑洞、经费浪费问题，根源就在于大家在玩一场资源争夺游戏，而没有把教育与学术真正当一回事。”熊丙奇说。
程莹则表示，国家对于两项工程的重点支持除了经费，另外在自主办学和方方面面的改革上(自主设置本科专业和一级学科博士点，自主招生改革等)，相关高校也都得到教育部支持，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但暴露的一个弊端是，主管部门在决定资助对象和资助经费方面的权力很大，而大学要想获得支持必须高度重视和教育部的关系，这会导致教育部对高等学校的实际控制力进一步加大。
“在教育系统，学校、地方教育部门向上级管理部门‘讨钱花’，教育部门向政府计划部门、财政部门‘讨钱花’，已经是获得办学资金的基本模式。此前，教育系统的诸多工程、计划，包括‘985工程’‘211工程’、国家精品课程、100篇优秀博士论文、跨世纪人才计划，无不出于此。”熊丙奇说。在他看来，若是希望真正可以保证资金的使用，要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投入的预算和监督。也就是说，对于教育投入，不是由政府部门决定，而是由教育拨款委员会依照《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确定教育拨款预算，然后按照预算进行拨款，对于没有按预算投入的行为，将依法问责。
大连理工大学的贺高红则建议，在此类工程中应该设立准入和淘汰机制，这样可以带来相应的竞争。
